关于《深山夕照深秋雨》中提及的“宏济善堂”史料背景的介绍-白罗芙

《麻雀》中提到一句“毕忠良叫陈深常去‘宏济善堂’进鸦片和红丸，”“宏济善堂”到底是个什么地方，拙作《深山夕照深秋雨》中大量篇幅与“宏济善堂”有关，文中国军上校唐山海率飓风队对此地进行了强有力的打击，既成就了他的功业，也是他深受日军痛恨乃至壮烈殉国的重要因素。为了使读者进一步了解当时局势背景，我将部分史料转载如下，可供大家参考。

日本侵华毒化机构——华中宏济善堂

1939年6月至1944年4月，日本利用宏济善堂在华中进行毒化活动。在不到5年时间里，宏济善堂牟取了10亿日元之巨利，为侵华战争提供了相当于12艘航空母舰的物力支持，并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意志。

种植与采办：

宏济善堂成立伊始，日本贩毒机关、军队、商人即源源不断地将毒品运至上海。旋因战事影响，鸦片来源渐缺，宏济善堂不得不谋求在华中地区种植鸦片，以保证货源供应、减少运费和增加利润。日军进占苏北后，鉴于淮河以北地区的特殊性，曾以徐州为首府，建立了一个“淮海特区”(后改称淮海省)，不受南北伪政权的管辖，这个“特区”，也成为宏济善堂的一个重要种烟区。在日人毒化政策高压下，人民被迫将良田改种罂粟。1941年前后，皖省境内毒卉遍地：凤阳2000亩、怀远约9000亩、宿县12000多亩、巢县14300亩、合肥23370亩。“淮海特区”东部的宿迁，原是个偏僻的小城，日占后勒令种烟，致使县城西郊和东南乡镇布满了罂粟。

发售毒品：

宏济善堂实行自上而下逐级公卖体系：总堂设上海，总堂之下设分堂，分堂之下设膏店(批零)，膏店之下设戒烟所(即烟馆)。鸦片由总堂售各分堂，分堂售各膏店，膏店售各戒烟所，戒烟所再煮成熟膏，开灯供人吸食。为扩大经销范围，宏济善堂还成立了“特业总公会”，规定“凡中国区域内之特业公会，皆为会员；各地特业公会在购货时，须先向总公会申请，总公会再转请宏济善堂核定”。总公会成立后，宏济善堂鸦片销量猛增，每月仅七海一隅即售4万两。外埠各地约6万两。

运输与缉私：

宏济善堂为运输货品，飞机、轮船、汽车无所不用，承运者多为日本运输公司。无论是从采办地运到上海，还是由上海运售各地，均由戒烟总局协助之。所运烟土，贴上戒烟总局印花，盖上宏济善堂印戳，是为官土。

经销范围及数量：

1940年度，兴亚院计划华中地区的鸦片总需要量为976万两，其中自伊朗进口576万两、伪满洲国供给100万两、伪蒙疆供给200万两、本地自给100万两。计划中宏济善堂所经销的伪满和华中地区的鸦片为伪蒙疆数额之和，据此，宏济善堂几年间销售伪满和华中鸦片共约3000万两，而事实上远不止此数，仅1939年三井物产即自伪满进口鸦片3000箱(576万两)运至宏济善堂。宏济善堂经销华中烟土以皖土和徐浆为主，据宏济善堂称，皖一处，每年产土即不下百余万两。另外，5年之间，宏济善堂还购销川、云等杂土约500万两，进口朝鲜、日本等地鸦片约500万两，销售其他途径之鸦片500万两。三者计约1500万两。

总计之，1939年6月至1944年4月间，宏济善堂至少销售9675．4万两鸦片，根据历年售价表推算，每两鸦片净利润10元，宏济善堂5年共盈利9.68亿元即2.42亿美元。

汪伪政府成立后，宏济善堂毒焰凶张，伪府助虐，大小官员受其利诱，或不知不觉，或知而不觉，甘作日人毒化鹰犬。宏济善堂的丑恶行径，不仅严重违犯了国际禁烟公约，加速了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机器的运转，而且践踏了中国多年的禁烟努力，使中国人民陷入了万劫不复的苦难深渊。具体表现为：

首先，为侵华战争提供物力支持。据有关资料显示，宏济善堂毒化所得多作为政治献金，解缴大藏省。梅思平在《办理禁烟之经过情形》中供述：“烟土运至上海等处，卖出后其利益又大部分直解东京。据调查所知，在东条内阁时此种款项即为内阁之机密费，内阁对国会议员之津贴即从此款开支。事虽秘密，但知者甚多，日本国内亦有以此攻击东条者，此亦为确有之事实，但证据则不易搜集(若宏济善堂簿据能够搜获，则可略见痕迹)．1，据盛文颐言，其(宏济善堂)利益支配情形极为机密，系与东京直接来往，即在华日机关亦无从知其详也。”此外，宏济善堂还向特务部、宪兵队、宣抚班、情报部等现地驻日机关提供活动经费。日军全面侵华以后，战线拉长，军费支出浩繁，“军队建设、军需品、兵器、弹药、燃料、粮食、装备、卫戍部队、兵营及基地建设等费用，还有机密费、谋略费及特务机关如梅机关的费用等，都要从鸦片费用中筹集”。海九江路50号的日满随事株式会社(社长为阿片久五郎)，长期从事收集情报等特务活动，其经费即由宏济善堂理事长里见甫长期供给。

其次，破坏了中国禁政，削弱了中国抗战力。宏济善堂有计划地在华中推行毒化政策，破坏，中国如火如荼的禁烟禁毒运动，使日渐禁绝的鸦片流毒卷土重来，且呈进一步扩大之势。1935年4月1日，蒋介石发布“禁烟通令”，宣布实施“二年禁毒，六年禁烟”计划，号召官民协作，分年推进、逐步加紧，烈性毒品至1937年底禁绝，鸦片烟毒至1940年底禁绝。自1935年起，各省厉行禁种和烟民登记，并纷纷设立戒烟医院，提倡烟民在家自戒。江苏省为帮助烟民戒烟，专门制订了烟民训练方案，包括知识讲座、精神讲话、身体锻炼、劳作反省、自治训练、娱乐等项，并在南通、铜山、盐城等地筹建了毛巾、布鞋、军服等烟民工厂，以收容投戒之贫苦烟民及增进其谋生技能。经过几年努力，江苏省烟民戒绝人数达18万人，成为全国戒绝人数最多的省份。至1939年，华中数省共戒绝烟民55万多人。

日军侵占占之初，华中数省仅有烟民10多万人。然日本侵华以后，肆意推行毒化政策，沦陷区吸毒人数猛增到3298万人，占沦陷区总人口的8．8％，其中华中即有780万吸毒者，占华中总人口的5％，吸毒人数之多，令人触目惊心。

据有关方面调查，1941年问，南京一市，售毒者不下200余家，被害者达10万以上。1941年12月9日，汪伪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委员马典如在会上指出：南京大街小巷满布“戒烟室”，此实为首都之污点，首都如此，其他各地可想而知。其时，“上海一地因吸食烟毒而破产的商民即逾万户，苏浙皖几省因此而家破人亡者不计其数”。众多瘾者一榻横陈，在吞云吐雾中消磨人生，不知有家，何以救国?中国抗战力量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受到了严重破坏。

日军占华中期间，南到台湾，北到伪满，西到伊朗，东到日本朝鲜，到处都有宏济善堂的足迹。

该组织于1944年3月初解体于越来越汹涌的抗日浪潮中。

宏济善堂结束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对日本侵华暴行，中国人民早已义愤填膺，日人毒化政策，既有悖人道，破坏中国禁政，又违反国际法，惟因日本侵略气焰正炽，人民只能忍气吞声。1943年底，日本战事阻滞，汪伪又欲争取民心，这给中国利用日伪内部矛盾、开展合法斗争提供了机会。

探究宏济善堂解散的原因，还不能忽视国民政府的禁政对日本毒化政策的遏止作用。事实上，当中共在沦陷区领导人民进行清毒运动的时候，国民政府组织的查铲队也正在日占区铲除烟苗。这样，沦陷区民众、中国共产党、国民政府等分别采取不同形式，共同对日军展开了一场生动激烈的反毒化战，在这个特殊战场，中日两国进行了另一种生死较量。

——以上资料节选自《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1期

愿所有曾在这特殊战场上纵横驰骋重创敌军的英烈在天之灵得以安息。

再见了，唐上校，再见！